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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底，剛剛從上海遷往北京的開明書店（后合并成為中國青年出版社），走進一位身材頎長、風采翩翩的青年。這是從香港毅然回歸祖國的張志公，他由老師呂叔湘推介，進入開明書店任編輯，也從這里開始了自己的學術(shù)生涯。有人評價說，張志公在漢語語言學界一共掄了“三斧子”，其中兩斧子是50年代掄出來的。第一斧子就是初進開明不久的《語文學習》雜志。

　　由于過去近百年的戰(zhàn)亂頻仍，剛剛解放的中國百廢待興，其中包括語言文字。正如秦統(tǒng)一六國后，要立即著手實施“書同文，車同軌”，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擁有規(guī)范、整飭的書寫和語言環(huán)境，對于維護社會的安定和有序意義非凡。1951年6月，《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經(jīng)毛澤東親自定稿的社論《正確使用祖國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號召全國人民共同來學習、掌握漢語的規(guī)律，并將其上升到政治覺悟的高度。在當時的社會政治氛圍下，這個號召很快就掀起了全國性的語法、修辭、邏輯學習熱潮。開明書店也立即決定創(chuàng)辦《語文學習》雜志，由33歲的張志公任主編。

　　“志公沒編過刊物，他卻不慌不忙，每天中午拉兩三位同事，當然少不了我，去到南小街口子上的小酒鋪喝酒?！蠹铱恐聘咨w，借著酒興，你一言我一 語，幾個中午下來，《語文學習》的編輯方針就有了；該設(shè)哪個講座，該辟哪個專欄，都有了眉目”。

　　根據(jù)葉至善先生的回憶，約莫一個來月，沒有編委會，也沒有召開座談會，《語文學習》的創(chuàng)刊號就出籠了，初印10萬冊售光，又重印了兩次?？镏赜∈欠浅：币姷?，需求量大是一方面，雜志辦得對人胃口才是最關(guān)鍵。至1960年《語文學習》因紙張供應緊張而停刊，張志公主編此刊9年，共出刊105期，發(fā)行量逐年增加，最高曾達30萬冊。由于刊物內(nèi)容實在，生動活潑，不僅滿足了普通讀者，一些投稿者也由此被張志公發(fā)現(xiàn)、扶持從而成長為專業(yè)語言學者，如李行健、徐樞等人。以此為平臺，張志公也培養(yǎng)和團結(jié)了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并逐步成為他們中的領(lǐng)軍人物。

　　至于第二斧子，與此緊密相關(guān)。在上述《人民日報》那篇社論中曾提到，“我們的學校無論小學、中學或大學都沒有正式的、內(nèi)容完備的語法課程”，正是以此為引子，將中學《語文》科分設(shè)《漢語》《文學》兩科，很快被提上議事日程。據(jù)說此事還上到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可見其來頭。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責成負責編制兩科的大綱和教材，一批文學和語言學工作者也由此組織起來。經(jīng)呂叔湘先生的建議，張志公于1955年正式調(diào)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漢語編輯室主任，主持《漢語》科的相關(guān)工作。時年，他37歲。

　　讓年輕的張志公來負責這件大事，呂叔湘說了一個理由，“從主編《語文學習》來看，他善于把學術(shù)問題寫得通俗易懂”。的確，在主編刊物的數(shù)年中，張志公就撰寫了一批專欄學術(shù)文章，集中闡述了自己在漢語語法、修辭等問題上的研究成果。1953年，這些文章分別集結(jié)為《漢語語法常識》《修辭概要》兩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缎揶o概要》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誕生的修辭學專著之一，“在普及修辭知識、推動修辭學面向大眾方面是起過積極作用的”。而《漢語語法常識》是張志公研究教學語法的早期代表作，是一部力圖普及漢語語法的書，也是一部很見研究功力的學術(shù)著作。這部書出版后很受歡迎，幾乎五十年代的語法學習者（包括很多青年學者、教師）都人手一冊，50年代末還被翻譯傳播到了日本。張志公在80年代訪問日本時，所見到的日本漢語學者都從藏書中抽出一本發(fā)黃的《漢語語法常識》，說“我們這一代治漢語的，都是這本書出身，我敢講，是人手一冊，都像這樣珍藏著”。

　　這些影響廣泛的著作，使張志公成為當時全國有名的漢語語法專家，盡管他還很年輕。但他接下來要承擔的這個活卻著實是個燙手的山芋，有人也稱作“是一項難度極大，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對漢語言和語法學是十足的門外漢，不知道是否能夠交代清楚，嘗試為之。

　　為中學生編寫《漢語》教材，這是前無古人的第一次。教材中大部分要講語法知識，這就需要先確定一套適用于中學教學的語法系統(tǒng)。如果說學術(shù)界已經(jīng)有了一套公認規(guī)范的系統(tǒng)，拿來簡化改造一下即可，但恰恰沒有。理論語法是一件“舶來品”，是西方學界立足“科學化”來分析各種語言現(xiàn)象，試圖探求其條理清晰的規(guī)律而發(fā)展起來的一門學問。隨著19世紀末，“西學東漸”使一批西方業(yè)已成熟的語言理論進入中國，人們開始對數(shù)千年歷史的漢語言進行“科學”的探索和研究。如果說用“門綱科目屬種”來分類中國的動植物，用地質(zhì)地貌類型術(shù)語來描述中國大好河山，這些西方科學規(guī)范是完全適用的。但西方語法理論對于漢語，是需要經(jīng)受“水土不服”的，因為兩者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差別太大。

　　20世紀的前半葉，一批受過西方語法訓練的中國學者懷著極大的科學熱忱，針對漢語言語法規(guī)律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和研究。但正如上述“水土不服”等多種因素，這些研究成果分歧很大。直到50年代初，師范院校通用的是黎錦熙的語法體系，綜合大學講授的既有黎錦熙語法體系，也有王力和呂叔湘的語法體系。除此三大體系，還有趙元任體系及蘇聯(lián)傳來的俄語語法體系也很有影響。各派分立在學術(shù)發(fā)展中，在大學教育中都是可接受的，但在中學基礎(chǔ)教育里卻必須有一個簡單明了、說法一致的依據(jù)（為區(qū)別理論語法，我們稱之為“教學語法”）?？墒聦嵣希鞣N體系不盡相同，使用的術(shù)語也差異很大，要在短時間內(nèi)擬定一個各派都能接受的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初出茅廬”的張志公硬是做到了。在語法學界前輩和中學語文教師的支持下，經(jīng)過反復討論、修改、試教、審定，在三年時間內(nèi)，一部《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tǒng)》在他的主持下定稿了。這部《暫擬系統(tǒng)》最大可能的博采眾長、融合吸納各家體系的優(yōu)點，并在不少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自成一個適合于中學教學的新體系。在后來的實踐中表明，這種兼容各家成果、求同存異的做法是得到了當時絕大多數(shù)語法學者和廣大教師同意的，在中學語法教學中取得了顯著成效。學界公認的評價是，這部《暫擬系統(tǒng)》是對過去半個世紀漢語傳統(tǒng)語法研究的最好總結(ji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事實上成為了語法學界的“共同綱領(lǐng)”，在漢語語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價值。

　　善于在眾說紛紜、雜亂如麻的環(huán)境中，清理出一條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道路，這是張志公掄“這一斧子”的過程中給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這不僅需要勇氣，也需要深厚的學養(yǎng)、無比清晰的思路和真正的自信。事實上，他應該是有這份自信的。在他1953年那本成名作《漢語語法常識》中，就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這種學術(shù)取向和駕馭能力，實際上已經(jīng)為綜合各家語法體系，擬定一個共同綱領(lǐng)打下了基礎(chǔ)。語言學界前輩周祖謨評價這部書：

　　“這本書的意圖顯然是指導讀者-尤其是初學語法的讀者-在目前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揀一條折衷的、比較平坦的道路走，不使讀者由于學習語法摸不著門徑而對語法產(chǎn)生厭倦甚至畏懼的心理。”

　　50年代掄出來的這兩斧子，尤其是《暫擬系統(tǒng)》的成功推出，使張志公在學術(shù)界和語文教育界都贏得了極高聲譽。老一輩語言學者深深信賴他，年輕一代學者又真心推崇他，視他為主心骨和領(lǐng)袖。一些朋友對他明說“大家佩服你，是由于你開頭的那兩斧子很像樣子”。

　　張志公半開玩笑地解釋這句話，“這意思是：后一斧子就不像樣子了”

　　既然已經(jīng)用這樣的篇幅交代了前兩斧子，也就再費些筆墨說說第三斧子吧。事實上，這一斧子一直沒有真正掄出來，因為他要拋開西方外來語法理論而“獨辟蹊徑”──建立獨立的漢語語法體系。

　　《暫擬系統(tǒng)》在中學語文教學中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也暫時使語法學界擱置了爭議，有了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折衷說法。但它并沒有根本解決問題，正如語言學家胡明揚說的，“要綜合，要折衷，一方面是大家都能接受，另一方面是大家都不滿意，這也是無法回避的”。事實上，因為西方語法理論與漢語之間的天然“水土不服”，分歧沒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消解。當十年動亂終于結(jié)束，語言學界的研究空氣日益自由、活躍，西方的各種新式語法理論也隨著國門打開如潮般涌來，老少學者們對于沿用了近30年的《暫擬系統(tǒng)》不滿和分歧就越來越激烈。

　　1981年-1984年，年過花甲的張志公再次領(lǐng)銜主持修訂《暫擬系統(tǒng)》，經(jīng)過六次廣泛征求意見，六次修改，最后形成《中學教學語法系統(tǒng)提要》（簡稱《提要》）。應該說，《提要》比《暫擬系統(tǒng)》有了很大變化，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中西方學界的新近研究成果。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實際推行過程中，由于《提要》的變動太大，基層教師難以從原有的模式中轉(zhuǎn)變過來，一時抵制聲音很高。而且語法知識和語言運用實際之間的脫節(jié)愈發(fā)明顯，語法教育成為中學語文課的一個難見成效的“雞肋”。80年代以來，語法教育開始陷入低潮，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的分量也逐年式微。

　　這是晚年的張志公很感痛苦的一點。他的痛苦不單單是《提要》沒有有效的促進語法教學，也是反思《提要》乃至《暫擬系統(tǒng)》本身對于漢語語言實際的指導意義。前面說了，這兩個教學語法系統(tǒng)都不是“重起爐灶”之物，而是融匯各家之成。盡管它們都具有很高的價值，但張志公知道它們都有根本的缺陷。他不止一次的對朋友和學生說，他認為漢語在根本上是不適應從印歐語系產(chǎn)生的西方語法框架和語言學理論，始終會存在著牽強難通的地方，應該有勇氣打破印歐語的語言框架，從中國文化背景和漢語的實際出發(fā)，探索和建立漢語自己的語法體系。

　　應該說，他要打破的是自1898年《馬氏文通》（馬建忠著）以來近一個世紀的語言研究模式，開創(chuàng)一個全新模式，要 “走自己的路”。這個龐大復雜的工程，憑借他個人力量、老病之軀，注定難以完成。盡管在最后的二十年張志公一直在嘗試著探索這條路并取得豐富的成就，在辭世之前還在規(guī)劃《張志公語法》（又名《張氏簡明語法》）一書的出版，但最終他沒能完成這“一斧子”。或許，他留下的這個難題還需要一輩或者幾輩學人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