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我被任命為民進中央第一副主席，我清醒地認識到在民進中央的領導崗位上工作還剩一年了。一張張慈祥親切的民進臉還歷歷在目，一件件親身經歷的民進事還記憶猶新。

　　我的人生歷程有兩個意外：年少時喜歡機械，理想的職業(yè)是做一名機械工程師，但是命運安排我進了農學院林學系；青年時要求進步，寫的第一份申請書是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命運卻導引我跨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大門。

　　我出生在1949年，與共和國同齡。我們這一代人有著相同的人生經歷：下放當知青，在逆境中努力磨練，考上大學，通過刻苦學習、艱苦奮斗走上教學科研道路。

　　1968年，我隨著廣州大規(guī)模下鄉(xiāng)的知青隊伍，到了海南島白沙縣，成為廣州軍區(qū)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員。那時候的海南是遙遠的，從廣州坐輪船到海口需要一天多。搭茅棚住下，開荒、炸樹頭、挑水、育苗，伐木、炸石頭、建房，還自己建小水電站發(fā)電，時常一個月都吃不上一口肉，在這樣艱苦的環(huán)境下，一干就是5年。這5年給我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對中國的社會基層有了深刻的體驗和了解，同時也得到了意志的磨煉。不僅學會做事，更重要的是在那扎根一輩子的退伍老兵和老工人教會了我們應該如何做人。

　　1973年，我參加文革以后第一次恢復的高考，在層層選拔中以優(yōu)良的成績爭取到讀大學的機會。記得當時省招生辦有人來問我對高考交白卷事件的態(tài)度，我認為在推薦的基礎上通過考試選拔招生沒有錯。后來我才知道，雖然在全團考生中我的成績名列前茅，可能就是認識有問題未能被錄取到心目中理想的大學和向往的機械專業(yè)，最后進了廣東農林學院（今華南農業(yè)大學）林學系。這是我上大學的唯一機會，雖然遺憾，但別無選擇。農林學院畢業(yè)后，我留校當上了助教。1978年，通過了文革后全國首次選送公派留學生的考試，得到公派留學的機會去了芬蘭，在赫爾辛基大學林學院森林經理系進修學習。

　　在芬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教授們一天到晚都撲在實驗室里、試驗林里，那種專心致志、兢兢業(yè)業(yè)，對事業(yè)的執(zhí)著追求，令我深受教育。我的導師對我說：“芬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讀大學，我們騰出學位給發(fā)展中國家的學子，讓他們學成回國，為自己的國家作貢獻。如果他們學完了，都留在芬蘭，那是我們的失敗。”導師的這種胸懷和境界給我深刻的影響，堅定了我為祖國發(fā)展貢獻力量的信念。我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泡在計算機房里，孜孜以求地學習。

　　1983年，我獲得了赫爾辛基大學農林學院碩士學位?；貒?，陸續(xù)主持一批科研項目，發(fā)表10多篇論文，獲得3項省部級以上科技獎勵和一項國家專利，被破格從助教直接晉升為副教授。

　　1985年我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入會介紹人是華南工學院、華南農學院的教授。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沖擊，然而我從未聽到過他們的半句抱怨，而是看到他們珍惜改革開放的春天，日夜操勞在教學科研第一線，業(yè)余還積極認真地參加民進的各項活動。民進人這種“老實黨”的品格深深地烙在我的腦海里，從而不斷地激勵著自己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的實踐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