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15歲，正在讀高一。招生公告張貼出來時，人們奔走相告。懵懂的我們也有了夢幻似的驚喜：可以考大學啦！老師讓我們找出一些六十年代出版的數(shù)理化書看一看?？芍Z大一個村子里沒有找出一本來。學習的緊張程度全然不象要參加重大考試，星期天及“麥假”和“秋假”，大家都照舊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掙工分“糊口”。

　　那時，小學是五年制，初中和高中都是兩年制，課本是各省自己編的。參加高考的考生普遍缺乏復習資料。老師們搞到一點復習資料后，就想方設法盡快刻鋼板，然后用油印機印出來，發(fā)給參加高考的同學。

　　我是屬于愛學習的。其實，說到底也就是愛看書、看報刊。當時，中央也只有兩報三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人民文學》、《詩刊》，各省僅有一報一刊，山西的是《山西日報》和《汾水》。那時，我們下村公社連一個書店都沒有。想買書看得去二十多里外鄰近的東溝和大陽。我上學時，作文寫得好，語文老師喜歡，數(shù)理化根本就沒有“入門”。家里雖然貧窮，但我的母親在我買書這一方面出手很“大方”，經常是一塊、兩塊地給我。可當時的文學書籍盡是《大刀記》、《艷陽天》、《金光大道》等，一本名著都看不到。除了課本，也就只能看這些了。

　　那時的學校學習氣氛不是太濃，一是老師水平低，中師畢業(yè)的教高中；二是學生基礎差，教材與工農業(yè)實際結合緊，雙基方面欠賬大。沒有教學大綱，老師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幫學生把落下的課程補上來。如果說肚子里有點知識的話，也就是死記硬背了一些東西。為了高考，我也確實下過工夫。學習得有個清凈的環(huán)境，因此我盡量不與同學玩耍，一個人躲在家里的樓上或者田地里看書學習。有時他們根本找不到我。

　　八月份的一天，我和大伙一樣蹲在地里“間谷”。旁邊的生產隊長說，“黨輝，念完高中后，給咱們三隊當會計吧？”我說，“我要考大學。”

　　1979年，輪到我參加高考了，那一年我17歲。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高考，報考的是文科，總分沒過分數(shù)線，主要是數(shù)學成績太差,只考了13分。父親說：“你年齡還小，以后可以繼續(xù)考，要么去當兵，反正得走出農村，脫離‘農業(yè)社’”。父親找到我老舅的女婿讓他給我找復讀的學校。10月份我到晉城一中，在袁東升老師當班主任的文科復習班開始備考。復讀的日子，緊張、枯燥。吃的是早晚玉米面糊糊配咸菜、中午湯面條，偶爾配一個白面饃。宿舍就在一個教室里，睡的是“通鋪”。早上五、六點上自習，晚上熄燈后，點上煤油燈還得在教室里“苦讀”。目標就一個：考上大學。雖然我是復習生，但上學那時光讓干農活了，沒學多少東西。很多簡單的題我也要費半天勁，做不了。還有好多高中的課程，我根本就不明白。當時做的什么題目早忘了，但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苦讀的情景永遠地印在了腦海之中。

　　七個月的復讀，只回了三次家。那年元旦放假，口袋里連七角錢的路費都沒有，與同村在一中讀高二的兩個同學沿著公路徒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