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候的處境真是離奇而又悲涼，”這個我，八十年代初的讀者也許還記得，那是菲利普·索萊爾斯的小說《挑戰(zhàn)》的第一人稱敘述者。這個作者和這篇小說之所以沒有在中文讀者里引起馬爾克斯或者昆德拉那樣的反響，多少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糾纏于有沒有正經(jīng)的城市文學(xué)的腳注。

　　我試圖從亂糟糟的書架上找出那期雜志，腦子里卻冒出那個時期出版的另一本小說，里維拉的《漩渦》，他在首頁第一行寫道：“遠在我熱情的愛上任何一個女人之前已經(jīng)浪擲了我的心?！边@位拉美小說家的作品同樣也沒有找到。這些作家的作品沒有被再版重印，新作沒有被一再引進，對某些讀者來說，也許還在等待著被挖掘。一如那些近三十年來因來訪、因去世、因風(fēng)格冷漠極簡而被重新關(guān)注的?？?、塞林格和卡佛，諸如此類。

　　不是因為年前羅崗從臺北捎來克里斯蒂娃的訪談錄，而聯(lián)想到克里斯蒂娃的丈夫、電影明星一般的符號學(xué)家菲利普·索萊爾斯，而是因為最新改版的《外國文藝》，在它今年的第一期上，刊載了訪談《文學(xué)或精神之戰(zhàn)》，將索萊爾斯再次帶回我們的視野。令我們思考，被稱作文學(xué)經(jīng)驗本身的東西，到底是什么呢？

　　如同他談到每次重讀蘭波，都像初次讀他一樣。我還是像初次閱讀這些熱情、尖銳的文字時那樣，充滿了微微的顫栗和感激？還是“已經(jīng)浪擲了我的心”？只是覺得這些人僅僅是“從其失敗中獲得的成功”?

　　當我默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希望我的記憶無誤，但是我知道，希望重讀的欲望更為強烈。但是，閱讀這樣的作家是危險的，因為“他們強迫敵人用餐刀喝湯”，用這樣可怕的方式，結(jié)果可能是令作家自己和讀者都“從精神上消耗殆盡”。消耗，這并不只是一個符號學(xué)家筆下的詞語，胡子拉碴的垮掉派詩人艾倫·金斯伯格在他的名作《嚎叫》的開篇即寫道：“我看見我們這一代精英被消耗殆盡”。

　　這尖銳的一代，普遍都有著羞澀的表情，就像記錄了路易十四王朝衰亡的《回憶錄》的作者，偉大的圣西蒙；菲利普·索萊爾斯寫道：如果您向圣西蒙提出這樣的問題：“那么，你在搞文學(xué)，您是作家嘍？”他一定會用驚愕不已的神情望著你回答：“作家？我哪是什么作家？”他甚至?xí)ψ约旱娘L(fēng)格表示歉意，雖然這是法語有史以來最精湛、卓越又最為犀利的風(fēng)格。菲利普·索萊爾斯由圣西蒙而及蘭波，說自己“閱讀但丁和荷馬一樣的也讓我有同樣的感覺，每一次面對某些事情都產(chǎn)生同樣的驚異，盡管是在那個時代，那些事情仍舊會說到你的最深處和最動情的地方?！?/p>

　　這篇訪談不那么好讀，我甚至在想，它會不會像多年前翻譯成中文的《挑戰(zhàn)》那樣沒有獲得多少呼應(yīng)，它的挑戰(zhàn)性的思考，會不會也和那篇小說一樣陷于沉默之境，而必須像《挑戰(zhàn)》這個篇名所顯示的，“在我們的生活里，從童年起就懂得，如果我們想自由自在，我們就或多或少處于爭斗的狀態(tài)?！倍腔谶@些基本的理念、沖動和信仰，“有些時候的歷史會崩潰，有些別的東西會像歷史景觀一樣顯現(xiàn)出來，這被海德格爾稱做“歷史觀”……或被尼采稱為有紀念性的歷史?！?/p>

　　就像今天下午我在網(wǎng)上看見詩人張棗在圖賓根去世的消息，想起他的詩句：“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多年以前，在詩人肖開愚的家中，蘇州河西段，華東政法學(xué)院的教工宿舍里，和張棗有過一面之緣。那一夜，他暢談中文性，深思中文寫作的問題和未來，抽很多煙，“仿佛置身于高臺頂端，漂浮于云霧之中”（《挑戰(zhàn)》）。另一方面，這一代詩人的同時代人，“生活在一個被蹂躪的世界，一個技術(shù)至上的世界，在他們的頭腦里保留著十九世紀的表現(xiàn)形式，這個時間差距應(yīng)該引起重視”（《文學(xué)或精神之戰(zhàn)》）。張棗和菲利普·索萊爾斯一樣，需要被我們重讀、需要在重讀中被紀念和再認識吧。

　　我不由得想起在八十年代的寫作中引用過的卡爾·夏皮羅的詩句：“讓風(fēng)吹吧，因為許多人將要死去?！苯裉熘刈x這些也許正逢其時。多年以前的某個夜晚，在我田林的家中，王寅和歐陽江河帶來了海子在山海關(guān)外臥軌的消息，我還記得吳亮那濁重的嘆息聲；多年以后，一街之隔的某棟大樓里，我的摯友曹磊也告辭世；那之前的許多年，我較少探望的胡河清，也在某個雨夜殞命于華山路上的枕流公寓……

　　“如果我們死去，我們之外的人就會獲得一種結(jié)構(gòu)性的滿足，而如果我們之外的誰死去，我們會認為一切都在繼續(xù)，沒有什么被打斷。思念僅僅是一種意向，它會被一種閱讀的意愿所取代。但是唯有思念是沒有結(jié)局的。但是我們是一些優(yōu)秀的讀者，我們緊張地閱讀著，只有當我們與我們所愛的人互相愛撫時才更接近我們的內(nèi)心深處，我們的主觀性才趨向于我們自己……”

　　這是我寫于1989年的長篇小說小說《呼吸》結(jié)尾處的文字。

　　1982年，菲利普·索萊爾斯離開瑟依出版社進入加利瑪出版社時，將他的雜志《原樣》改為《無限》，那差不多是他的作品被初次介紹給中國讀者之時；近三十年后，重溫他的作品，似乎隱約意識到這一改動的寓意。仿佛另一位溫婉羞澀的詩人宋琳在去國多年后寫下的詩句：“將一次橫渡引向一生的慈航?！?/p>

　　原載2010-3-16《上海壹周·小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