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進了草橋，也逐漸沾染上了當時蘇州文人的習氣。在日記中最顯眼的，無過于泡茶館，幾乎無日不去，也有一天去幾回的。蘇州的茶館規(guī)模都很大，門面格局，跟話劇《茶館》第一幕的布置略相仿，只是沿街有個特大的銅壺，幾口大水缸。大銅壺的中心其實是爐子，最上層的水老開著。銅壺蓋上有個漏斗，漏斗管直通壺底。沖茶的伙計右手舀一勺涼水倒進漏斗，上層的開水就從壺嘴溢出來，灌進伙計左手提著的銅壺。這種設(shè)計巧妙的大銅壺是在淪陷期間消失的，被日寇征去鑄成了炮彈殼。進門的大廳是專招待短打幫的，里頭有幾間大小不等的雅座，才是穿長衫的吃茶處所。我父親把常去的幾家稱作“我們的俱樂部”。雖然海闊天空恣意放談，各張桌子似乎會自然形成主題，大家相互詰難，唯求其真。也有些桌言不及義的，別走近去就是了。有人反對泡茶館，以為這樣荒時廢日，只會造成怠惰。這么說未免有點兒偏激了。

　　父親在《略述我的健康情況》中記著，他才六歲就跟我祖父學會了喝酒；每晚一斤紹興，祖父喝十二兩，他喝四兩；不到兩年父子倆就成了平手，祖父漸漸不能喝了，父親只好小口抿著。進了草橋，他才有機會跟同學放開量喝，還以酒量自夸，經(jīng)常喝醉；自己取了別號叫“泥醉子”，刻了顆石章，三個字歪歪斜斜，就像個踉踉蹌蹌的醉人。醉酒在醉的當時是乘興，過后則非常難受，腦袋又漲又重，吃什么都不是味道。父親就有了戒心，深知最好的境界是微醺，可是興致一上來，又忘其所以。父親的酒史也很長，以后還有談的機會。

　　跟喝酒并列的是吟詩，兩者似乎并無必然的聯(lián)系，頡剛先生為《隔膜》作的序中說：“當時同學里差不多沒有一個會作詩的，他（指我父親）屢屢教導(dǎo)我們（指顧先生、王先生、吳先生幾位好朋友），于是中學里就結(jié)合了一個詩會，叫作‘放社’。”不會作詩沒有什么奇怪的，因為同學們都是讀經(jīng)書出身。我父親幼時經(jīng)常跟我祖父去茶館聽評彈，平仄聲韻，在耳朵里已經(jīng)有了些兒底子；搬家時又從舊書堆里找到了一本《唐詩三百首》，一本《白香詞譜》，正是作詩填詞的啟蒙讀物。不管懂得不懂得，念起來順溜的，我父親都喜歡，也容易記住。自己試試，好像還成個樣兒，這就算會作了?？捶派缦葘ψ?、嵌字、聯(lián)句，然后作詠物詩，分明是啟蒙的路數(shù)。當時取名“放社”，用意在放浪形骸，直抒胸臆；又有辛亥以前各種革命思潮的激勵，大家的進境一定都不慢。可惜除了父親的少作，我只讀到過顧先生的少數(shù)幾首。顧先生在《隔膜》的序中接著說：“但別的人想象表出，總不能像他（指我父親）那般的深細，做出來的東西總是直率得很，所以我們甘心推他做盟主?！蔽乙幌蛞詾轭櫹壬f的推我父親做盟主，只是表示佩服他，愿意讓他評改而已。最近才知道，一九〇九年，柳亞子、高旭、金山、陳去病等大名家，在蘇州虎丘開南社成立大會，據(jù)說有千余人參加。草橋的同學受了這件新鮮事的沖擊，紛紛想效學，于是要求加入放社。第二年春天，放社也開了個成立大會，推出干事二十來人，看來全校兩百多同學都參加了，真?zhèn)€推舉我父親當了“盟主”。父親從沒跟我說起過這件事，《圣陶日記》是那年秋末才開始寫的，當然不必追記，可是以后的日記，并沒提到這個放社有過什么活動。

　　第二十四卷的《給頡剛看》中，一九一二年九月初的幾封信說起的是另一個“放社”。那一年八月初，蘇州有人辦《大聲報》，請顧先生和我父親擔任副刊性質(zhì)的《雜錄部》主編。他們兩位在辛亥革命期間就想自己辦報，如今有人上門來請，哪有不答應(yīng)的，伯祥先生等也愿意相助。第一期的稿件版樣都送去了，十六日《大聲報》創(chuàng)刊，《雜錄部》次序混亂，還抽換了文篇，插進了好些惡俗的笑料。顧先生和我父親立時在茶館里寫了封信托人送去，大罵了一通，辭去了職務(wù)；另外發(fā)表宣言，以復(fù)興放社的名義，擬出版《放社叢刊》（似為綜合性學術(shù)月刊）。不知為什么，他們又請那位給同學們?nèi)√柕纳蛳壬o寫了篇滿紙古語，艱澀難懂又空洞無物的宣言。贊成兩人主張的朋友不少，可很少交入社金的，連面額一元的股票也很難推銷。顧先生熱心于社會黨的工作，跟陳翼龍先生上北京去了，急得我父親團團轉(zhuǎn)，一會兒想與南社合并，一會兒想請商務(wù)代出叢刊，一會兒想找個大大的知名人士做靠山……結(jié)果一事無成，這另一個“放社”就這樣夭折了。

　　中國社會黨一九一二年年初到蘇州發(fā)展組織，我父親和同學頡剛先生、伯祥先生，還有彥龍先生，一同加入了。這段期間社會黨在蘇州的活動，父親在日記上記得比較周詳且有聲色。據(jù)我猜測，很可能由于他十分敬佩支部組織者之一陳翼龍先生。讀者諸君如有興趣，可以看《葉圣陶集》第十九卷《圣陶日記》片斷之二的最后兩個月，可以約略知道翼龍先生是怎樣一位膽識俱全、果敢豪爽的先行者。一九一三年，他竭力揭露袁世凱賣國稱帝的陰謀，七月廿八，在北京以“倒袁罪”被拘，八月六日，被槍斃于宣武門外荒地。我父親聞耗，設(shè)想臨穴哭奠，作了一首七律：

　　元龍豪氣今黃土，菜市相過倘不歡。

　　魯連已遙秦欲帝，得臣猶在鬼奚安？

　　托心明月孤懷凈，縱目清秋大象寒。

　　此意亦知真妙境，河山奈總淚痕看。

　　聽父親跟朋友們說過，詩詞中用的典故好像密電碼，知道的一看就懂，不知道的只好胡猜。這首詩的前四句就有這個毛??；我父親是寫給頡剛先生看的，并沒想到九十年后還會公之于眾。其實還不止用典故，《葉圣陶集》中的日記和部分書信的行文，如今念起來也覺得不太順暢，間或還有不太好理解的，因為跟第一卷的《窮愁》一樣，是文言文。我父親決非跟讀者故意為難，而是他從小念的就是文言文。國文課本中的選文自不待說，全是文言。所有其他課本，包括數(shù)理化，都是文言編寫的，老師教課，等于當國文教員。允許學生看的書報刊物，上面全是文言文。學校出的公告跟官府的告示一個樣，也是文言的。學生成年累月浸泡在文言的染缸里，寫出來的自然帶些文言。

　　五四之前就有人提出來了，寫在紙上的話脫離了嘴上說的話，大大阻礙了文化的普及和思想的交流，應(yīng)該使寫的盡快跟說的靠攏，寫白話文，作白話詩。我父親認為這些先行者說得對，就跟著宣傳提倡，從我做起，身體力行，寫小說，寫詩歌，并尖銳地抨擊那些看不起白話文的頑固派。毫無疑問，勝利屬于提倡白話的一派，因為他們代表了絕大多數(shù)人民的利益。對其中的大多數(shù)人來說，勝利的取得并不容易，已經(jīng)沾染上的灰塵，并非是一朝一夕撣得干凈的。這些灰塵除了不可能被白話文吸收的文言詞匯和句法，有的還來自冷僻的方言，生硬的譯文，以及沒有根據(jù)的杜撰。所以父親很不愿意重行發(fā)表他早年的作品。如果定要發(fā)表，他非得仔細修改一遍不可。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xù)到八十五歲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