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兩房合一子，全家長輩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自幼受寵愛是必然的了；要是在如今，還不成了要什么就給什么的小皇帝？虧得我們家的經(jīng)濟情況一年緊似一年，祖父又很看不起那些不自振作的紈绔子弟。例子就在眼前：當時我們家租住在潘姓祠堂的后花園里，那潘家不就是這樣敗落的嗎？要不然，怎么會把祖宗手里建造起來的家祠，賣豆腐似的分租給小戶人家呢？那后花園，想來跟魯迅先生筆下的百草園差不多少。我父親也自小喜歡野花閑草，卻從沒寫到過在那個荒園里度過的愉快自在的童年，我如今也沒法憑空虛構(gòu)。

　　如今興的是望子成龍，兒女還沒進幼兒園，做父母的就忙不迭教孩子識字認數(shù)。據(jù)父親說，他進私塾前已認得三千來字，是我祖父親手寫了方塊字，一個一個教他念的。我有點兒為祖母抱不平，怎么把她的功勞全給抹殺了呢？記得我牙牙學語的時候，祖母，還有太外祖母，常把我抱在膝蓋上，按節(jié)拍搖著我，教我跟著念民歌和童謠。歌謠可不是單個的方塊字，是字組成的詞，是詞連成的句子，活潑有趣、聲調(diào)悠揚的句子，沒有教訓，念著不感到壓力，我學了一支又一支，少說也有上百支。八十多年過去了，我還能完整地背誦出十幾支來。其實父親也不曾忘記他幼時從母親和外祖母那兒，最早受到的語言教育和文學啟蒙。在他編寫的小學國語課本中，就有好幾支經(jīng)他加工的蘇州童謠；有一回向中學生做廣播演講，還引用過一支《咿呀咿呀踏水車》，因為太長，記錄上把后半截換成了刪節(jié)號。我想有些報刊常命題征詢知名人士：“對您一生最有影響的是哪一本書？”從沒見過答案是“小學語文課本第一冊”的。父親屢次談自己的文學歷程，都忘了提到自己的母親，也沒有什么是可奇怪的了。

　　二十世紀的第一個春天，祖父把我父親送進同巷的陸姓家塾附讀。當時我父親才六歲，只記得塾師姓黃，先教念《三字經(jīng)》《千字文》。課堂是花園中的一座大廳，掛著塊“報春草堂”四個字的匾。園里有亭有軒，種了幾十棵梅樹，還有李樹杏樹，想來跟《紅樓夢》中賈府的家塾也差不多少。可惜才念了一年，陸家的各房鬧分家，硬把一座大好宅院，分片賣了，家塾只好關(guān)門大吉。有一房遷到了蕭家巷。父親的日記中記著，他在中學時代常去蕭家巷找陸家四兄弟閑聊；待他們一一成了家，也各奔東西，不知哪兒去了。一九五九年過蘇州，父親特地打聽過，已經(jīng)很少有人知道懸橋巷曾經(jīng)有過這么一座清麗的花園了。

　　離開了報春草堂，父親被送進了張元翀老師自設的書塾。有一件事非提前記下一筆不可：顧頡剛先生和我父親在那兒開始成為同學，成為親密交往八十年的老朋友。懸橋巷東西向，南邊靠河；潘家祠堂對面有座小橋，過了橋右首邊就是顧先生的家。一九七五年我和妹妹弟弟陪父親去過，仍舊叫作顧家花園。其實在顧先生出生以前，花園已經(jīng)廢了，租給了一家制線香的作坊。父親說他下了學，跟隨顧先生來這兒看水牛。香作里有頭大水牛，老戴著眼罩，拉著石磙轉(zhuǎn)圈子，把木屑香料碾成粉末。兩人都不敢走近，至多跺著小腳向它吆喝兩聲，或者拿根長竹竿在它屁股上點這么幾下。大水牛并不理會，仍舊不緊不慢踱它的方步。七十多年過去了，香作早已不存在，老房子倒留著一些?？撮T的把我們領進顧先生舊時的書房，找了把椅子讓父親消停片刻。

　　張元翀老先生想來中過舉，沒這點兒名望，人家怎肯把子弟交給他教？又特嚴厲，顧頡剛先生說他“待童子若囚犯”，戒尺不離手。塾中的書房可不是如今的教室，一間大廳里七八個學生，年齡和程度都參差不齊，讀的也不是一本書，這個念《論語》那個念《孟子》；老師只好一個個輪番教，給這個教幾行，給那個教一段；先管識字斷句，等學生背熟了，回過頭來逐字逐句講解。老師今天教的，學生第二天得照原樣向老師還一遍；要是背不出答不上，就攤開手心挨戒尺吧。顧先生說他常常掛著眼淚回家；他父親看他手掌腫得像半個饅頭，連連說“怎么能這樣呢”，第二年就不讓他念書塾，留在家里自己教。我父親倒從沒嘗過戒尺的滋味。同學中數(shù)他年紀最小，也許占了些便宜。而我祖父，自己也舍不得打的，怎能讓嬌兒受這樣的苦楚；自己又教不了，只好做出規(guī)矩，要我父親念熟了老師教的，方準許吃夜飯。

　　顧先生還說，當時和我父親雖然同窗接席，卻連談話的機會也極少。小時候我聽父親說，只等老師出門拜客，同學們就鬧翻了天，在書房隔壁的那張炕床上扮演《武松打虎》。甚至也敢把辮子上扯下來的長發(fā)連接成“電線”搞起了“秘密通信”。一九六五年動員老作家給孩子們寫文學作品，父親連續(xù)寫了五篇，總名《一個少年的筆記》，想給高小學生自己尋找作文題材做些個榜樣。在小標題《你們幸福了》那一篇中，這位少年記下了晚間乘涼，聽老爺爺講幼時念書塾的趣事。不用說，這位老爺爺就是我父親；除了末尾上房頂一段，講的是后來在小學里龔賡禹先生的故事，其余的全發(fā)生在張元翀老師設的書塾里。

　　在嚴師和慈父異曲同工的關(guān)懷下，父親總算念完了當時士子必讀的“四書”，還有《詩》《易》《左傳》。在八九歲上老師說他可以開筆了，就是對圣人的訓詞有了些兒初步的理解，可以開始學做文章——代圣人立言了。出的題目是《登高必自卑》，還關(guān)照他應當寫到“為學”方面去。父親依照他的吩咐寫了八十多字，結(jié)尾是“登高尚爾，而況于學乎”。老師看得搖頭晃腦的，提起朱筆，在“而”和“乎”字旁都加了雙圈。想來父親在當時是頗為得意的，回家給祖父看了，祖父一定像接到了兒子中舉的報條一般高興。一九四〇年年底前，父親寫《論寫作教學》，用這件親身經(jīng)歷開的頭。我想讀者定能理解，我父親絕非夸耀自己自小聰慧，而是為了批判那束縛思想的應試教育，把它撿來做引子。

　　平心而論，張老先生可以算緊跟時代了。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宣布廢除八股，以策論取士；他出的確是策論題，可是指導學生走的仍是老路，也可見教學改革之難。廢科舉辦學校的言論常見于報刊，念了書塾不應試，叫孩子往何處去呢？我祖父一定被這個問題困擾過。乙巳年（一九〇五），秋闈照常舉辦，看來科舉一時還廢不了，祖父決定讓父親去試試，不在乎中不中，讓他先歷練歷練，免得以后怯場。父親借此撒嬌要挾，說得讓他帶兩個馬鈴瓜去，夜里好解渴。原來點名進場在半夜以后，等到天蒙蒙亮，才有人抬著白紙糊的大燈籠，在考棚的巷子里繞一周，考生們急忙抄下燈籠上的考題，各自回考棚對著蠟燭苦思冥想，只要湊成三百字以上的一篇文章，就可以交卷出場。祖父微笑著，答應并兌現(xiàn)了父親的合理要求。由于此，過了整整十八年，父親才有可能依據(jù)那一夜的見聞，寫成了他那一萬多字的短篇《馬鈴瓜》。

　　我把編在《葉圣陶集》第二卷中的《馬鈴瓜》翻出來重溫了一遍，又觸發(fā)了不少回憶。小說是隨筆式的，有一段提到做舅父的三項義務。我岳父到紹興府考舉人，也是舅父送去的，據(jù)說那位舅父喝多了酒睡著了，竟耽誤了他聽點名入考場的時辰。到我小時候，教育制度已大大改變，當舅父就省事多了，只剩下外甥頭一回剃發(fā)，還得請舅父抱著。小說中也有一些是我先前沒注意到的：當時蘇州已經(jīng)有了中學校，大概是庚子之后教會辦的，否則哪敢跟科舉考試對著干，牌示學生如有改名冒試，查出立即除名。至于那位號稱“天王”的衙內(nèi)是否是被派來搗亂的，小說沒加暗示。還有件事有點奇怪，小說有幾處提到上回趕考怎樣怎樣，可是父親明明對我說過，他只參加過這最后一次科舉考試。雖說小說可以虛構(gòu)，做這樣的虛構(gòu)有什么必要呢？是否為了暗示科舉制度已氣數(shù)將盡，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呢？誰都知道，杜絕夾帶是歷來任何考試的規(guī)矩，應試必須經(jīng)過嚴格搜身，才能領考卷跨進貢院的高門檻。這一回“大放送”，什么書都可以帶，從《五經(jīng)備旨》到《應試指南》，都是石印小字本。還有那人手一本的《圣諭廣訓》，更非帶不可了；老師一向不教，學生從未念過，可是應考必須恭默皇上的“圣諭”兩三百字，跟卷子一并上交。閱卷的師爺照例不看。大家都知道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就是“趙錢孫李”默上兩遍也成；這一回可以公然抄錄，豈不更加省心。父親是當作笑話跟我講的，小說只提到書名，沒寫上這一段說明。

　　果不其然，才過不久，清政府就頒發(fā)上諭：丙午年（一九〇六）罷科舉，辦學校；又傳出小學畢業(yè)相當童生，中學畢業(yè)相當舉人的話來；好像為了安定民心，卻又遮掩不住無可奈何的心態(tài)。茶館里漸漸傳開，這一下動真格的了，蘇州府屬的長（長洲）元（元和）吳三縣合在一起，一口氣合辦四十所小學，開春全部上課。我祖父想，既然念完四年就是個童生，讓我父親去試試吧。又聽我父親說，頡剛這孩子得了他父親的準許，已決定去考夏侯橋的那一所。我祖父思忖，顧老挑中的一定錯不了。可是路實在遠，上下午兩個來回，少說也有八九里吧，叫個實足年齡才十一歲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祖父下了狠心，把家搬到了離夏侯橋才半里多路的濂溪坊。

　　公立小學開學那一天，顧先生早早地來到濂溪坊，跟我父親倆手拉著手跨進夏侯橋小學的大門。教室是才刷新的大廳，明亮的玻璃窗上掛著五色紙環(huán)聯(lián)成的彩帶。課桌的桌面是可以掀起來的，坐的也是洋式的帶矮靠背的椅子，都排得齊齊嶄嶄。墻上掛著烏油油的黑板，聽說老師用的粉筆還是從日本帶回來的，當時蘇州還沒有粉筆作坊。尤其那具精致的風琴，真叫人忍不住要伸個指頭在哪個鍵上輕輕按它一下。甭忙，耽會兒就上音樂課了，課程表上寫著呢。除了國文，還有算數(shù)、歷史、地理、博物、音樂、美術(shù)、手工、體操。哪兒來的這許多名目？其實一點也不奇怪，都是老師從日本帶回來的。

　　請別把這一班可敬的先驅(qū)者當成了掮客。經(jīng)過庚子年（一九〇〇）義和團和八國聯(lián)軍，這一番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都不相匹配的較量，更使他們看清楚，大好中華被列強瓜分的那一天已經(jīng)不太遠了。清政府鎮(zhèn)壓變法，不自振作，只得由它；辦學校啟發(fā)民智，激勵知恥力行，總是利國利民的事。他們自愿去日本受短期的師資培訓，主要學的是科目的設置和教學方法。蘇州有了這樣一班不求名利的實干家，才有了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所作為樣板的新式學校。

　　那些個小學的教員似乎個個是通才，什么課都能教，而且特別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我父親那時身材矮小，正經(jīng)跳繩踢毽子都不會，偏學會了爬竹竿。夏天院子里搭了涼棚，他順著粗竹竿爬上房頂，坐在屋脊上逗底下的同學。正好龔賡禹老師進來，抬頭看見學生上了房，連連說：“你好……好好地……快下……下來。”我父親就雙腿夾住竹竿溜到了地面上。龔老師瞧他沒傷著什么，也沒責備。我父親到老也沒忘記這位好老師。有一回上博物課，他挾了一棵蠶豆一棵油菜來到課堂，跟學生講這是蝶形花冠，這是十字形花冠，還掰開花瓣，教學生識別雌蕊雄蕊。一朵花會有這許多講究，我父親從來沒想到過。栽培花木，觀察它們的生長，逐漸成了他畢生的愛好，在他的詩詞、歌謠、散文，以及晚年寫給俞平伯、賈祖璋等先生的信中，有不少有趣細致的記載。

　　音樂課也從沒見過，老師一邊教學生唱，一邊還比畫著教學生表演；有時讓學生像兵士那樣排著隊，一邊走一邊唱行軍歌。也非常注重體操，除了徒手操“立正”“開步走”，還有啞鈴、棍棒等器械操。愛國主義教育從不間斷，大都用老師們自己編寫的教材。一九〇六年冬，為抗議美國政府驅(qū)逐華工，在歷史課上，朱遂潁老師宣講美國修建橫貫東西海岸的大鐵路，蒙騙了成千上萬華工背井離鄉(xiāng)，漂洋過海，生活困苦又受盡虐待，被稱作“豬仔”；現(xiàn)在鐵路修通了，卻下令把一無所有的華工盡行驅(qū)逐。朱老師講得聲淚俱下，孩子們都感同身受，要求列隊上街游行，高呼對美國政府抗議的口號，宣傳抵制美國貨，挨家挨戶勸說莫用美孚油。那時蘇州還沒有電燈，晚上大多用煤油燈；而美孚牌煤油是美國貨，這是誰都知道的。在蘇州城里，反帝群眾運動，可以說是從這一次開的頭。

　　老師經(jīng)常跟孩子們說，愛國要從熱愛自己的鄉(xiāng)土做起。滄浪亭西南角上有座五百名賢祠，既小又偏僻，似乎一向很少人知道。一九六二年年初，我跟父親去蘇州，說好久沒去滄浪亭了，這一回發(fā)個心去看看吧。揀背靜的地方走，無意中繞到了這座小祠堂前面。父親有點兒累了，說進去歇歇腳吧。祠堂只像一條比較開闊的走廊，朝南的一邊是門窗，五扇北墻上都橫五豎四，齊齊嶄嶄嵌著二十塊長方形的碑，不知是水磨青磚還是青石板，共一百塊，每塊碑上刻著五位名賢的半身像和傳略。字實在太小，尤其是高處的，我踮起腳跟也很難看清楚。父親說：“不用看了，打頭的那位是吳泰伯，孔子的學生言游也在內(nèi)。總之都是對蘇州有過貢獻的鄉(xiāng)賢。我念小學的時候，章伯寅先生常帶我們來這里講墻上的名賢；特地指著顧亭林的像，要我們牢牢記住他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跟我們說：‘五百名賢還沒滿額，后邊還留著地位等你們呢?！惫缓筮吽奈鍓K碑還空著。用心如此，真可以說良苦了。

　　我沒見過章老先生，是從父親在抗戰(zhàn)期間寫的《我們的驕傲》中認識他的。我知道這篇小說的主人公黃老師，原型就是章老先生。蘇州淪陷后，漢奸維持會脅迫他出山，要他做教育界歸順敵人的帶頭羊。為保持民族氣節(jié)，他孤身一人，歷盡艱辛來到重慶。當年在夏侯橋的四個學生打聽得他暫住川東師范，約定了日子一同去探望他慰問他。在小說中，“我”的原型不用說就是我父親自己；戈君，是顧頡剛先生；孫君，是周勖成先生；鄒君，是章元善先生。黃老師見是他們，說的第一句話是：“啊，你們四位，準時刻來了。”守約遵時的好習慣，正是三十二年前，章老先生以身作則的教育成果。又說：“你們四位，往常也難得見面吧?！闭侨绱?，除了周先生為了創(chuàng)辦巴蜀學校，到重慶已多年，其余三位都是暫時歇腳的過客，不久就勞燕分飛了。多么難得的人生瞬間，四個幼年時代的同學，居然能圍坐在老師膝前，細細地聽他講自己的生活故事，浸透著不屈的人格的故事。從父親寫給留守在上海的朋友的信中，可以查到這次可紀念的會面，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