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書籍，加鈐印記，通常多用私章，講究一點(diǎn)的就另鐫專印，比如“某某藏書”“某某珍藏”之類。這種風(fēng)氣的流行由來已久，相傳宋朝宣和時的鑒賞印，除書畫碑帖以外，已經(jīng)通用于圖書專集，可以說是藏書印的先聲。

　　至于加蓋私章，當(dāng)然要更早于此了。這種辦法，旨在標(biāo)明所有，本來是私有制社會的產(chǎn)物，卻也給后人留下一點(diǎn)溯宗考源的線索。其于愛好書籍的人，看來還有一點(diǎn)別的意義：有時買了一本心愛的書，晴窗展讀，覺得紙白如玉，墨潤如脂，不由你不摸出印章，在第一面右下角鈐上一方朱紅的印記，替這本書增些色澤，也替自己的心頭添些喜悅。倘能寫幾句題記，那就更有意思。

　　我們有時買進(jìn)一本舊書，看到書里有讀后感，有印記，而且出于名家舊藏，往往會認(rèn)為是意外的收獲。有一個時期，同樣一部書，只要有黃蕘圃的印，黃蕘圃的跋，立刻身價百倍，那就簡直是書以印貴，書以跋貴了。藏書印發(fā)展下來，漸衍漸繁。有人為怕子孫不能謹(jǐn)守先澤，便把箴規(guī)的意思鐫入印章。

　　葉德輝《書林清話》記明朝施大經(jīng)有一方藏書章，鐫著“施氏獲閣藏書，古人以借鬻為不孝，手澤猶存，子孫其永寶之”幾個字。錢叔寶的藏書印竟是一首詩，七字四句，道是：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hù)不異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鬻之真其愚。

　　這種措詞不但今天看來十分無聊，即在當(dāng)時，鈐在書上，其實也是大煞風(fēng)景的事。錢叔寶還有另外兩個藏書印，一個叫做“十友齋”，一個叫做“中吳錢氏收藏”，倒沒有這種悻悻然的口氣。還有一種辦法是不記姓名，只以閑章代替。偶見近人藏書印，借《蘭亭序》“暫得于己”四字，用古天衣無縫，而襟懷豁達(dá)，殊足稱道。

　　新文人中，阿英藏書極富，大都只蓋一方小型私章，朱文闊邊，篆“阿英”兩字。鄭振鐸對洋裝書籍，往往只在封面上簽個名，線裝的才加鈐“長樂鄭氏藏書之印”；后來魏建功替他另外鐫了兩個，一方形，文曰“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一長方形，文曰“長樂鄭氏藏書”，都是朱文寫經(jīng)體，后一個每字加框，純?nèi)还棚L(fēng)。北方學(xué)者，各有專章，劉半農(nóng)常鈐一大“劉”字。

　　馬隅卿則用“鄞馬氏廉隅卿珍愛書”。大都廢棄篆字，行草雜出，各以其體，倒亦雋永可喜。有的人用泥也極講究，曾見一種日本印泥，作金黃色，鈐諸舊紙，十分悅目。其他私家藏書，既不易見，因此也就無法知道他們的印章究竟是什么樣子了。以前趙之謙為人作印，有“節(jié)子辛酉以后所得書”一方，于記名之外，兼以記年，好比書畫家用“某人某歲以后所作”的印章一樣，對考查上，頗為方便。金石家中，張樾丞所鐫藏書印風(fēng)格渾厚，我覺得他的“會稽周氏鳳凰磚齋藏”一印刻得極好。作家如聞一多、葉圣陶等均精鐵筆。

　　圣陶曾為常絜作印，曰“吳興常絜藏書”，長方白文，剛勁有力。我買書垂三十年，于此道略不講究。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偶然興起，自己鐫了一方，有時也鈐在書上。雖然少年好弄，二十歲以前學(xué)過金石，但畢竟只是惡札，倘論功力，那就不在話下了。